一个调查记者最后的战壕

又是一个记者节，又是一个媒体人面对内心的时刻。

自从新的技术手段兴起之后，关于“新闻已死”的论调多少年来无时而或绝。

直到前些日子，我还看到有网友发表长篇大论，说我们已经不再拥有真正的调查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的确也曾经悬浮在这团疑云之中，彷徨无措。

2019年秋天，我的几篇报道以及提出的选题，陷入了一连串的挫折。当时我在北京工作，下班以后独自走在国贸街头，心想，要不然别做新闻了吧。

这个念头闪过的一瞬间，我就哭了起来，在来往的人潮里，我觉得自己很像一条失去家园的狗。我意识到不应该违逆自己的内心，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我也曾向行业里的前辈问道，当时他已经做了十年新闻调查。我说，这么多年里，面对那么多挫折与沮丧，你真的不会失望吗？

“不会的，”他说。

他给我的答案是，我们总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拥有这样辽阔的国土、如此庞大的人口、极为丰富的社会肌理，故事永远不可能讲得完。

我从他笃定的神情中攫取了一些力量，并决定将这力量延续下去。

一

新闻不好干。

我偶尔会同身边的朋友们讲起一段采访经历。

去年9月初，我赶到山西省临汾市，报道在80岁老人寿宴上发生的饭店坍塌事件。

受难者大多都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我想要进入那个村庄，询问事故的细节。但那是一场不怎么合时宜的采访，我抵达时，通往事发村庄的路口已经开始设卡，拦截所有外来人员。我在地图上找到另一条小路的入口，准备去碰碰运气。

但我徒步到入口附近时，发现有辆黑色的车停在那里，这意味着，小路入口也有人值守。

于是我绕行一圈，从小路旁的玉米地里钻进去，试图越过黑车的视线范围，偷偷潜入村内。

地里的玉米秆长得比我还高，穿行在其中时，偶尔会踩到脚下的枯木，发出噼啪的声响，这给我带来强烈的不安，直到一堵土墙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正想翻越这堵土墙，却注意到，在这面墙上，无数黑色长条的虫子正在红土的缝隙中爬行。正当我难以前进时，有个男人从我身后的玉米地里钻了出来，几乎同时，我身侧的土沟里也走来了另一名穿着白衬衫的男性。

他们截住了我，要求我出示证件。我必须想办法隐瞒自己的身份，于是抬起头，不解地问：“什么证件？”

我利用了自己“小姑娘”的身份随口对他们说，我是到此地做暑期调研的生物系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和同伴们分散附近搜集昆虫样本。我指着土墙上的黑虫子说：“这就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样本。”

这似乎是一个没人会相信的谎话，但在我随口编织的行为动机干扰下，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相信，但也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些许动摇。最后，穿白衬衫的男人开车把我遣送回了县城，没再在我身上投放更多的注意力。临走前，他叮嘱我：叫你同学们最近别来这一片儿捉虫子了。

这个故事的末尾，是我无意间找到了一名事发村庄里的出租车司机，由他开车，载着我在无数小路中兜兜转转，最后才终于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除了要学会随机应变之外，现场采访还需要一些胆识。

去年8月，我曾写过一篇关于12岁男孩受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的报道，这件事发生在江西省上饶市某个县城的村子里。

我去到那个村庄，找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和相关知情的村民。但很奇怪，几乎所有大人都不愿意开口告诉我相关的情况。他们脸上浮现出一种畏惧的表情，似乎对此事多透露一个字，就会面临某种灾厄。

当时，夜色已经很深，我却几乎毫无所得，一路步行到村口，有辆小车从我身后驶来，然后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招手让我上车，在我明确拒绝以后，他对我说：“你是记者吧？我们有情况向你反映。”

我注意到，他的车后座还有另外一位男性。司机有些害怕地环视周围，见我仍有怀疑，他们很着急，看样子已经放弃说服我，急切地想要开车离开。

虽然反复询问他们的身份后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我的身体出于紧张而微微发抖，但出于对错失线索的担忧，我拉住了他们的车门，决定上车。

他们一路开到远离村庄的小路尽头，在没有光亮的地带，最终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们说自己是该村村民，发现我在村内采访，所以想要跟上来说一些别人不敢讲出来的话。

也就是在他们的指引下，我最终才得知，虐待亲生儿子致死的那位母亲的家族，在当地小有势力，这也是当地村民集体沉默的原因。

根据他们给出的线索，我从裁判文书网上找到了这个家族的成员开设赌场、发放高利贷的相关信息。

在这些方面，一个记者可以讲述的故事是很多的。

比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潜入大学的教室，坐在目标采访对象的旁边听课，然后留下一封手写的千字约访信，表明善意的目的，附上联系方式。

有时候，我不得不伪装成急切寻人的家属，带着哭腔给医院打电话。

还有些情况下，我得在互联网上某个话题下长达十年的讯息里面翻找，只为了刨出哪怕一条核心的线索。

自怜自艾没有力量。新闻死没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得做有意义的、有信息含量的报道。

我要往前走，不管是什么挡在前面。

二

好奇心，是驱使记者做出好报道的核心动力。在它的驱使下，我们的工作变得很像个探险游戏，主线任务就是要揭开这个世界的部分谜底。

我曾经采访过一群深陷“杀猪盘”骗局的受害者，试图通过他们的讲述，去观察这种骗局是如何具体地解构了一个人全部的生活。

被锚定成为“猪仔”的受害者，许多都来自于婚恋网站、同性交友软件等，他们是在情感生活中倍感孤独的一群人，正是这种孤独，给了犯罪嫌疑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那些最终目的是要诈取钱财的人，披上“爱人”的外衣，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将他们引向那些被操纵的彩票和赌博网站，先让他们成功地获取利益，再用“不加注就分手”之类的理由，把“猪仔”步步紧逼向深渊。

我了解到一位已经去世的受害者阿俊的故事。他生前先后被5个骗子轮番卷走了72万元，其中包括60万元的银行贷款，而他此前的月工资只有5200元。他不愿意将此事告知年迈的父母，吃不起早餐，为省下公交钱而每天步行50分钟上班，在患上感冒时没钱买药，逐步恶化成重症肺炎，最终抢救无效离世。

如果不是从事这个职业，“被诈骗”于我而言或许只是存在于他者身上的不幸，那种痛苦既遥远又模糊，我将无法理解他们为之深受捆绑的对爱的渴望，也将永远无法准确地用语言描述悲剧的根源。

我写过杭州一个名叫“文鼎苑”楼盘中一群中产家长的故事，这个小区网传为“杭州最牛学区房”。

十年间，在这个小区旁边新建成的小学里，学生的成绩在各项指标上超越建校百年的学军小学本部校区，跻身杭州小学第一梯队。与此同时，小区的房价从1万元左右跃升至10万元每平方米。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这群家长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文鼎苑？为什么会发生在杭州？而最本质的问题其实是，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我坐在文鼎苑的咖啡店里，听见这里的小孩用英语交流，看着来来往往的家长互相打招呼问好，商量近期孩子们的活动。家长中的许多人都跟附近的浙江大学深有渊源，他们的孩子很多都会共同在家门口上小学、中学，或许又会一起进入浙大做大学同学，孩子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将成为宝贵的资源。

一位在大学从事计算机教授的爸爸对我说，如果他的孩子将来无法进入大学当教授，“我把他屁股打烂”。

后来，我又发现，这个楼盘的兴盛，绝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孤立事件，它与十年间杭州互联网产业布局的变动密切相关。

我在文章里写道：“以文鼎苑为中心，西北方向10公里内，分布着建设中的西湖大学，以及阿里云总部。政府想要将西湖大学打造成为‘中国的麻省理工’。而超级算法的基础设施，也随着阿里云一起，布局在这里。西南部3公里处，则是菜鸟总部和腾讯云AI所在地。”

阿里总部所在的余杭区，是杭州教育资源布局中的一块洼地，在它隔壁的西湖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码农的后花园，而距离最近的小学，就是与文鼎苑配套的那一所。

故事在探寻中生成。但我最终得到的答案真的就一定是全部的答案吗？对爱的渴望与人性中的贪欲究竟哪一个占据了主导，才引发了“杀猪盘”的悲剧？是要把文鼎苑的故事理解成一个阶层固化的样本，还是一个打破教育壁垒的范例？

新闻学系的老师曾经给我们提出过一个命题，“记忆中的真实比真实的真实更真实”，这番话恐怕要用一生去理解，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对真实的迷信，因为我明白了“真实”不是一个存在绝对意义的概念。

新闻记者追逐真相，但绝对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所寻找到的真相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凝视它的角度。

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无限抵达事情的本来面貌，但我学到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在面对这个复杂世界的时候，保持智识上的谦卑。

“你永远只听到了故事的一部分。”我想，只有这样在心理上不断暗示自己，不断地自我推翻，才能在新闻事件面前尽可能做到客观。

三

记者追逐真相，这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接踵而至。

要不要在夜里11点过打电话给一位年迈的老人，只为了告知他一个会让他感到伤心的消息，然后记录他的反应？

要不要强行走进受访者的大门，询问他们幼小的孙子因何死去？

要不要在或许帮不上忙的情况下，缠着一位正在想办法救治自己喝了农药的女儿的家长，去询问他事情的起因？

在上饶采访12岁男童被虐待致死的事件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一个内心极端挣扎的下午。那时候，犯罪嫌疑人——也就是孩子的父母，已经被警方带走，剩下的核心信源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才是真正抚养过那个男孩的人。

我在村子里找到那位奶奶的时候，她赤着脚坐在一个空荡的堂屋里带另一个小孩，我跟她说话，她不搭腔，面无表情。我只能在她周围的环境里徘徊，期待她适应我的存在，逐渐打消哪怕一点点防备。

但这种努力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她会铁着脸把我从其他村民的家中也驱逐出去。而孩子的爷爷会站在屋门口对我动怒，要我滚出去。

我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畏惧和哀伤，我没有话语权。我走出他们的院子，那时候是八月的午后两点，我站在屋门口旁边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位置，躲在一棵枣树的阴影下面，沉默地等待。

那个时刻我痛恨自己记者的身份，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其实压根做不了任何真正能够带来安慰的事情，而对新闻事实的需求甚至逼迫我扮演了一个入侵者的角色。最后，我放弃了从他们那里掠夺信息，转而通过其他许多人讲述的碎片，互相交叉印证，完成了我的拼图。

我其实始终固执地认为，在新闻工作中，善良比真相更重要，就像成为“人”比成为“记者”更重要那样。

还记得最开始进媒体实习的时候，我曾经拖着行李箱跑到湘雅医院旁边的癌症旅馆里住过一段时间，那些旅馆里住着的都是身患癌症，在等待医院腾出床位的病人，我想要记录他们的故事。

其中一个患上宫颈癌的52岁妇女，来自湖南的小县城祁阳，我为她化名谭依莲。那时候我天天跟在她旁边听她讲述她的生命历史，观察她患癌后的生活。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陪着她看病，拿着她的病历找诊室。她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会提着她的行李陪她挤进住院楼的电梯。医生来通知她进手术室的时候，在医生的要求下，我为她扎起了她原本散落的头发。

后来，她曾用一种狡黠的语气，悄悄对我说，“你不在病房的时候，他们（病房的其他人）都问我，你是不是我女儿。”

善良作为一种必须固执坚守的特质，让我在面对采访对象的时候能够更直接地跨越过身份而抵达他本身。也就是说，无论他的财富多或少，权力大或小，都平视他们，姿态不卑微也并不倨傲。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我因此也发现了许多不曾被看见的故事。

比如我在北京采访外卖骑手，其中一位此前是厨师，他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炒菜，使用的油是他自己加工过的，油温升高时会有一股花椒的香气。另有一位骑手是抓娃娃大师，他的战利品摆出来能铺满3张床

我和他们一起在秋夜里北京三环上的一个草坪上唱歌，有时候，其中一个人会停下来指着漆黑的夜空让我看，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只有在这种时刻，我笔下的故事才不会再次变成一群符号化的“外卖骑手”的故事。他们是多真实的生命，有多丰盛的个人历史，远不止一个社会化的身份所能概括。

只有在这种时刻，真相才真正被掀开了隐秘的一角。

这世上的人们对新闻的本质怕是会有无数不同的看法，如果要我来给出一个回答，我大概会说，新闻的本质，是为了在这世上的人与人之间建立桥梁。我们的笔，应破除信息的壁垒，让人和人能够互相看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许真的会逐渐褪去虚伪，褪去偏见，褪去冷漠。

这是我们的存在背后，真正的价值。

如果说，信息是我作为记者的粮草和弹药，那于我而言，南风窗就是我最后的战壕。

我的采访对象，有许多都曾经是南风窗的忠实读者，他们偶尔会震惊地问我：“你们竟然还在做杂志吗？”

我说，是的。在这个纸质媒体难以为继的时代，我们仍然在坚持生产杂志，而且我们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艰难。

我们挺好的。

我们的新媒体快速成长，在互联网的荒原上脱颖而出。今天，南风窗微信公众号已拥有数百万年轻读者，成为互联网媒体界的一股清流。

我们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发现、感知、理解中国，用同理之心关怀爱着的、痛着的人们，用最有活力的方式，坚守和弘扬冷静的力量。

我们的读者，绝大部分是青年人，是当下中国的生命力主体，也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所系。

我们将继续和你一道，感受时代的脉动，传递人性的温度，享受拂面的南风。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佳佳

编辑 | 煎妮

排版 | 乔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