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到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国民素质”真相

在媚外公知的口中,西方国家的国民素质都远超中国,而中国人却被他们贴上各种“劣根性”的标签,能贬就贬,好像天生有原罪一样。那么,真相是什么?

内容来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提供,作者刘斯郎。

对于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背后真相,我在《在国外生活多年后,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问题》这篇文章中已经详细解读过了,那些所谓的“西方高素质”与“中国低素质”的极端对比,都是严重失实的洗脑性定向推文,意在打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抹杀中国人的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达到西方长期以来的“精神殖民”的目的。

▲此前文章部分内容截图。

但遗憾的是,笔者之前的那篇文章,虽然以很多亲眼所见的事实批驳了媚外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台湾作家)等人荒谬可笑的满口胡言,算是有理有据,但很遗憾的是 ,在那股庞大的势力面前,笔者仍是人微言轻,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不仅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与改变,反而还被许多公知体人群围攻谩骂,甚至被不明势力投诉至“违规下架”。

▲个别不明势力似乎并不希望我们阐述一个“真实的世界”。

那篇文章最早被封的时候,我确实是伤心的。我不仅伤神于“精神跪族”的势力太大,更气愤于个别商媒的为虎作伥之举。但后来想想,有些多年腐蚀的病根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治好的,于是笔者便想着真假自有定理,时间与事实终会说明一切。

果不其然,数月后的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舆论场上关于“素质”问题的真真假假都打了个水落石出,公知和西方媒体口中的“高质西方”与“低质中国”在现实面前居然有了截然相反的表现。

这样的“现实打脸”是非常明显的,正如人们所见的那样,一二月份中国疫情爆发期间各路“方方圆圆平平尖尖”都铆足了劲地火上浇油,假作正义之士的姿态怼天怼地怼宇宙,把整个中国怼得一无是处,上到国家体制,下到公民素质,全都被抹上了“低质”的标签。

甚至有个别大学的教授口出狂言:要是发生在西方,定不会乱成这样,西方的体制与国民素质非我们能比的。

可你说巧不巧,这各路叫“方方圆圆平平尖尖”的大师话音刚落,那边西方的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传说中的“高质西方”一败涂地。这可不好,毕竟这和西方基本没有劣根性的“高质社会”形象有着太大的差异,任是公知的嘴再利索,也圆不过去了。

1:西方的国民素质真更高吗?

西方社会民众的国民素质“比中国高很多”,这一说法可不是单纯来源于中国公知,在整个西方舆论氛围中,这一说辞是普遍性的。

就比如在西方疫情爆发源点之一的米兰,最初的时候该市不仅地区媒体和政客对外宣称“中国疫情严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不高所致”,就连专业的医学专家、顶尖医疗机构SACCO医院的疾控中心主任Gismondo也公开表示:国民素质更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中国那种疫情严重的情况。

▲Gismondo接受媒体采访的“狂言”现场。

而类似的观点,前期也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在西方的主流舆论中,前期政客和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疫情严重是“公民素质差”所致,例如不爱卫生、生活条件差、科学素养不高等。

他们这样的说辞其实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如果放在几十年前,中国还不能酒足饭饱的年代,国民的基础素质的确是远落后于西方,包括民众的科学素养、基础的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这是由经济基础建设决定的。

但放在今天,如果还拿这样的观点下定义去看待中西方国民素质差异,那就是有点自欺欺人了。毕竟在这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科教发展、文明建设都是突飞猛进的。

从笔者这几年的观察来看,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水平并不输西方,也不见得西方国民素质普遍高于中国。你可以说中国人驾车的交通文明不如西方人,你也可以说中国的垃圾分类文明建设远落后于欧美,你也能说中国国民的文艺素养尚不及西方,但你不能因为这些局部的客观差异问题而全然地肯定或否定某一群体。

毕竟,法国巴黎地铁里明目张胆逃票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纽约地铁的卫生状况堪忧已是公开的事实,意大利城市街头的偷盗猖獗早就名声在外,英国伦敦街头偶尔弥散的骚臭味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不该闯红灯的照样闯,街头暴力、毒品交易更是平常的普通事件。这些也是西方社会文明的真实一面,西方媒体和中国公知们为何闭口不谈呢?

▲维也纳街头地面烟头很多,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也被糟践得不忍直视。图由郎君现场拍摄。

▲罗马街头一景,这种现象不算普遍存在,但欧美许多城市的卫生状况并不是很好。

其实我们也无需去辩驳其他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非常醒目的对比:

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时候,中国民众显然展现出了极高的科学、医学素养,也非常守规矩、积极配合社会各部门的防疫工作,用很短的时间便控制住了疫情。

▲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和政府部门完成抗议工作后,中国湖北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夹道欢送抗疫英雄。

而在西方,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群众对于病毒显得普遍的无知,而且非常不配合政府等相关部门的防疫工作,我行我素的群体占了很大一部分,以至于很多积极的防疫措施都以失败告终,致使疫情泛滥至今。

▲与一线医护人员、防疫组织唱反调的西方“自由主义”群众。他们不仅不佩戴口罩、反封锁,还谴责防疫人员“危言耸听”。

这样直观的两相对比,足以看出国民素质高低之别。至少说,在科学认知事物发展、科学应对突发事件、文明做好公民义务的诸多问题上,中国的国民素质已不输西方,甚至是远高于西方。

2:西方的民众更恪守规矩吗?

以往我们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人更守规矩,中国人从不讲规矩;欧洲人的规矩好,所以社会文明程度领先我们上百年······

诸如此类的论点,往往被先入为主地下定义:西方人比中国人文明,而西方人文明的根本在于西方人守规矩,这是中国人身上所没有的精神。与此同时,公知们还会举一些特定的例子以证明“整个西方社会都是这样的”。

但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一个社会不论多么文明,其组成一定是参差不齐的多元化的,有守规矩的人,就一定有不守规矩的人,不因社会性质和教化程度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唯一能改变的不过不过是“让不守规矩的人口比例变小”。

这就好比在中国,疫情期间有99%的人守规矩,但也有1%的人不守规矩,就比如轰动一时的“郑州毒王”、虚报瞒报的浙江青田归国侨胞、以及那些不戴口罩闯商场大门的“自由主义者”。这些都是典型的不守规矩的“中国代表”。

不过,这在中国毕竟只是极少数。但在西方,类似的不守规矩的比例却远高于中国,例如:意大利国民聚众抗议封锁、拒戴口罩;美国民众趁乱打劫、疯狂“0元抢购”各大超市,持枪暴力抗议疫情封城;西班牙群众想尽办法避开检查出门透气,甚至不惜“遛布偶”(法律规定遛宠物可以外出);法国小城下令戴口罩,结果一半民众不予理睬······

▲疫情封城期间不戴口罩抢劫超市的美国民众。

这显然不是守规矩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的“挑战规矩”的表现。不以大局为重,不顾他人感受,不体谅他人悲苦,却一味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挑战社会规章制度,乱了社会大局方针,甚至给他人带去灾祸——这,难倒就是所谓的西方高级规矩?

3:西方人的科学素养更高吗?

我还没来到西方的时候,和很多人一样,会误以为西方群众的基础科学素养远高于中国人,但来到西方后发现,我们以往的认知都仅限于对“西方精英阶层”的认知,并不是完整的西方社会。

而事实上,很多西方人的科学素养是极低的,例如不少人甚至认不清自己的国家地图,许多人甚至连中国在哪、非洲是国家还是大洲都搞不清楚,更别提其他高深的科学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愚昧无知确实在西方社会蔓延。

之所以会这样,与西方社会长期的愚民教育脱不了关系,普通公立系统的教育水平是严重分化的,而且普遍水平低下,好学校恰恰是私立的、费用高昂的贵族学校。这也就导致了,在公立学校成长起来的底层普通孩子,科学素养不高。而长此以往,这也就成了如今西方社会普通阶层的“科学素养状态”。

而再加之西方媒体的偏颇报道,根本不能像中文媒体一样,以客观的角度报道世界的发展,就导致了这些在“愚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群体,无法科学地认知世界。因此,在疫情中,当好心的中国人劝他们要注意病毒爆发的时候,他们投来的多是高傲的蔑视与愚蠢的嘲笑。

▲西方媒体愚民式偏颇报道是普遍存在的,很少有客观的内容。

无知与狂妄,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也因此,美国媒体和丹麦政府出面的民调均显示,美国多数民众都认为“美国的防疫工作做得比中国好”,甚至不少人和特朗普持一样的观点,认为“美国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没错,就是那个确诊超200万,死亡十多万的美利坚合众国。

▲相关民调报道显示,美国民众多数认为“美国防控做得很好”,而且比中国好。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疫情”状况,到6月26日已经致死近13万人。

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便也不会觉得这样的“民调”结果有何突兀之处。

毕竟,美国人请上“大法师”登台,在电视里头带领民众作法怒喷新冠病毒: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快显灵,啊呸!

然后呢,用了几个月时间,死了十几万人后,他们才搞清楚“戴口罩有用”。

从把新冠病毒当成普通流感宣传,到把新冠疫情爆发归结为种族因素;从请出牧师作法警告新冠病毒,到花费数月时间认定戴口罩有用,再到民调显示“民众很满意”,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现象和操作背后,其实就是国民基础科学素养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西方国民科学素养更高,不过就是一自吹自擂的谬论罢了。素养高的不过是精英,可不包括底层民众。

写在最后:

去年,我受人之托接待了来自中国某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意大利米兰街头,这位学者看见了一个白人少年在捡拾过道上的垃圾,于是他颇为感慨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说这里的人素质确实高很多哦,我们中国怕是再过很多年,也达不到人家这样的水平。

我听罢,以打趣的口吻回了一句:那么问题来了,高素质的人在捡垃圾,那满地的烟头和废品都是谁丢的?

我以前的文章还提到过,有中国的“公知”到意大利逛了一圈,发现意大利铺人行道的工人一天只铺几米,短短十来米的人行道要弄很久,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里的基层工人都有百年工匠精神,精神和素质都是中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那段十几米的地砖铺了一个多月,没多久就又变得崎岖不平的了。好一个百年工程,尬得我们这些见证者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崇拜。

这种论调在西方疫情早期其实也出现过:西方人做事更严谨,社会保障体系更发达,民众国民素质更高,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恐慌,这就是人家优秀的地方。

只可惜,后面这样的论调都被打脸了,公知们的脸都肿得没人样了。

举这些例子,我们不是要证明别人有哪些问题,也不是说别人身上没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只是希望大家能清醒地、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不是像那些公知一样,看个皮囊就往上套。神化别人,从来都不是进步的阶梯,但神化别人却是很好的“精神奴化”教育。

我曾经从中国到西方,如今又从西方回到中国,我和很多人都说过,公知们口中的“高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但很多人都不信。如今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算是最好的比照了,我也省了许多的口舌。至少短时期内,公知们还无法解释:整体素质更高的西方社会,为何在这场公平的疫情中,败得如此惨烈?

作者信息:刘斯郎,郎言志主笔,去过数十个西方国家的95后“小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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