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的“反智主义”这么严重?

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真实世界”,尤其是那层出不穷的西方“反智主义”。

从拒戴口罩向病毒示威,到焚烧5G基站以隔断病毒传播,从聘请牧师公开诅咒病毒,到大统领带头鼓吹“喝消毒水”······一幕幕让人感到迷惑的反智行为接连在西方上演,令人瞠目结舌。

内容来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原创,作者刘斯郎。

令人疑惑的是,按照相关的社科研究,至少按照西方学界和大陆公知界的那一套理论,这样的场景都不应该出现在西方世界,因为那里毕竟还是主流国际社科研究中“人均高文化素养”与“人均高科学素养”的先进西方,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奇葩的反智行为呢?

▲网传一份近年来的“受教育指数”,中国大陆仅105名。

至少,从基础教育受教育人口比例和高等教育受教育人口比例来看,更早发展的西方社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远甩中国一大截。那么问题来了,明明是一手好牌,他们为何打得稀烂呢?是什么造成的西方社会“反智主义”膨胀呢?

是什么造成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膨胀?

进入原因分析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本质上是温和的社会正常现象,它不像什么体制主义、革命主义那样带刺,可一旦不加管控成了风气,那么就是社会发展的大害。将所有“反智主义”简单归纳可以解读为:反科学、反文明、反社会,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消极表现与倒退迹象。

而“反智主义”要成为风气,往往需要较大的力量支撑,例如舆论力量、教育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最直接的方式,分析一下西方社会“反智风气”的形成原因。

1:政治因素

西方社会的反智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和政治力量挂钩的。简单地说就是:有人利用掌握的资源力量,进行政治性愚民反智宣传。

最典型的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社会关于“戴不戴口罩”起争议这回事。之前看到很多文章解读说戴口罩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西方社会没有戴口罩的传统。可“有没有传统”和“科学应对疫情”根本就是两码事。一个典型的呼吸道疾病出现,官员和媒体却带头“反口罩”,这是典型的“反智”现象。

▲因为主张戴口罩而被群嘲的意大利议员。

其实最根源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做了”,于是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政治正确性思维,戴口罩这件事就有了浓烈的政治色彩:专制主义、侵犯人权、很不民主,学中国这么做太丢人了。而只要你把第一个戴口罩的国家换一下,换成西欧国家或者美国,就完全会是另一种情况。

还有一点就是,以他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业布局,根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在短期内备足口罩,如果没有口罩又要求民众佩戴口罩,那必然引起社会不满。因此,短期内的政治手段就是告诉民众“不能确定戴口罩是不是有用”。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美、德、法、意等几大发达国家,在疫情爆发几个月后才终于通知民众“戴口罩”很有用,在死亡数十万人后才开始区域性地“强制戴口罩”。可问题是,面对一个呼吸道疾病,证明口罩有用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早期坚称“戴口罩没用”的意大利伦巴迪大区主席,现在天天戴口罩,你不给他口罩都会问你要。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在西方的疫情爆发期,焚烧、破坏5G基站以防新冠肺炎病毒的风景也格外靓丽。这一股反智的妖风从英国烧到了法国,从美国烧到了澳大利亚,其中英国最盛,举国数十座通信基站被焚毁。

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也都想得明白,焚烧基站防新冠病毒的核心区西欧地区,其通信基站(尤其是5G基站)很多都是中国架设的。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性反智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了。

▲英国民众焚烧5G基站现场。

再举个例子,“美版钟南山”福奇,他从一开始就警示美国社会,呼吁美国向中国和世卫组织借鉴经验,提议美国各地封城抗疫。作为专业的顶尖医学专家,像福奇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在中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人们会感谢他,就像人们感谢钟南山院士那样。

可福奇生错了地方,他不仅被排挤得寸步难行,还被政客和无知的群众抹黑得像个小丑,甚至有人喊他去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福奇正面评价了中国、认可了世卫组织,而且其提出的封禁管理也大大侵犯了资本家的利益,这是美国政治之大忌,

了解了这些,你便再也不会觉得疫情中的欧美反智“骚操作”是离奇的了,因为那都是有人操控的。

2:制度因素

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智”表现是最明显的,一切不合他意的数据和证据,都会被他直接归类为“假的”,很有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感觉。但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他的“喝消毒水治新冠”的神奇理论,更离奇的是,居然还有人信了他的鬼话,喝了消毒水······

而这两日,特朗普的亲侄女玛丽·特朗普则在其出版的回忆录《我家咋出了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中曝光,称特朗普根本就没那等才能,其引以为傲的高学历也是当初花钱找人代考的。这下不仅戳破了特朗普“大学优等生”的人设,也让人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总能抖出一堆“逆科学理论”。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带领着美国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智主义,这其实恰恰说明了美国这种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问题:趋于形式主义,不保证实际质量。

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西方与中国的社会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体制里的领导人,都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不仅要有学历与高科学素养的硬性要求,还要从基层做起,然后一级一级往上选拔。从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成长为社会领导,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必须经历过千锤百炼才能“出师领导人民”。

而在西方的一人一票的社会中,只要你巧舌如簧,能忽悠得住那千千万万的民众,那么其他的硬性要求就无所谓了。因此,很多时候帅不帅、长得好不好看也成为了竞选筹码,或者竞选者说一堆不切实际的鬼话,也能成为其拉票的重要方式。这种体制下的选举结果很容易出现极端,尤其是出现极端的蠢和极端的坏,例如加拿大人民选出的“帅气的特鲁多”,没什么执政能力不说,还硬生生把加拿大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甚至历史性地推动了“加拿大吸食和倒卖大麻全面合法化”。

这种“制度硬伤”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反智主义”的蔓延,因为选上去的领导人,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智者,比如刚刚被确诊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他不仅带头反对戴口罩,还紧随特朗普和世卫组织唱反调,甚至宣称新冠肺炎是“普通感冒”。

有趣的是,7月7日,口出狂言的博索纳罗自己确诊了。

而他领导的巴西,则成为了疫情中的第二个美国:

此外,西方社会的“制度漏洞推动反智主义发展”还体现在社会的“极端民主”和“极端自由”上,因为长期强调民主、自由,而从未真正地正视过两者的“尺度”问题,导致了西方社会在处理很多过激的事件上,显得非常消极,例如吸食毒品被冠名自由后没有严控、小偷上街抗议疫情封城致使自己失业无人管制等。

▲来自视频截图,意大利吉普赛小偷组队反对疫情封城,因为封城导致他们无法偷盗谋生。

笔者记得大概是2016年,因为当时大批恐怖分子潜入欧洲致使治安问题突出,因此意大利中部的艾米莉亚大区的一所大学和市政部门拨款给校区安装安全装置,以确保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但相关设备安装之后,引发了极端“民主主义”者的反感,贵重的设备被打砸一通不说,学生还包围了学校,致使防暴警察出动。最后,校方和市政部门向暴力抗议者让步。

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法国,2018年法国的部分大学生因为绝对教学难度太大、不想疲于考试,而发起了轰动一时的“罢课示威”行动,不仅要求降低教学难度以便于自己过科,甚至呼吁不要设置考试项目为难学生,最离谱的是,为了拒绝考试他们还把校园网给“炸”了。

▲旅法中国学生的“心得体会”。

这一画面在今年的美国“种族平权运动”中也出现了,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认为严苛的科学教育、系统管理束缚了自己的自由,因此美国的非洲裔群体要求取消数学等科目的教育评级,意在促进所谓的“平等”。

而在疫情中,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政府宣布封锁城镇以控制疫情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走上街头反对封锁,拒绝政府提出的一切应对举措。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捍卫民主自由,但从另一个科学角度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反智主义。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极端民主”的表现,把民主的权力用在了不合理的事情上。而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欠教育,做事情不带脑子,缺少合理的规矩束缚。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西方社会的“宽松状态”,但其实根本就是“不去管”。之所以不去管,一是社会环境因素导致太难管,管起来麻烦事太多;二是因为西方是轮值政府,轮值政府通常不会在这些“小事情”耗费精力;三是因为西方“分权政府”和“散装政府”的能力和资源不够,因此“放任”成为了常态。

这种放任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街上的小偷小摸都有人管,而且是重罚,而在西方社会,当街抢劫的事情,警察都不怎么管,而且基本就是没有后续的断头案。(一个是像“亲妈”,能管就管,一个是“后妈”能不管就不管,除非你闹事。)

这样的社会制度的氛围,给了反智主义很大的空间,因此例如反智的邪教在中国生存不了,但在西方可以长期存活。这也就是西方反智主义膨胀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3:教育因素

从欧洲到美国,很多人都看到了,疫情爆发后,被告知“戴口罩”的不少西方人,选择了在口罩上开个口子以便于“呼吸顺畅”,面对别人的询问,往往还摆出一副聪明绝顶的模样。

很多人会以为他们是“淘气”而为之,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根本就不懂背后的科学常识。

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科学常识,又如何会听特朗普的话喝消毒水?又为何被口罩无用论蒙骗那么久?又怎么可能聚众开派对助推病毒进一步传播?

问题就出在基础科学素养的缺失。而基础的科学素养从何而来?当然是基础教育。可人均学历那么高的欧美社会,怎么可能基础科学素养会低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矛盾性问题”出现,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往误读了西方。事实上,西方的基础基础教育是非常差的,真正高素养的是在精英教育,普通人家的孩子在普通公立系统上学,所学到的知识非常浅显 ,很多高中毕业生的知识储备不及中国初中生,初中毕业就想是中国的小学生。

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处在一种“精英教育”模式中,这也就意味着非精英阶层并没有被照顾,因此,当政客口出反智言论的时候,他们才会有那么多人去拥护,甚至是喝下“包治百病”的消毒水。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不算低,之所以排名低是因为发展较晚,早期人口受教育比例拉低了整体水平。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知识普及以及政府的科学引导(例如“学习强国”任务等),很多看似低学历的人知识储备并不低,科学素养比西方高学历的反智群体要高不少。

▲中国的基础教育一直在严格进行,在“更高要求水准”的前提下,到2018年就已经下降到4%以下了。

此外,西方社会的“教育组成”还有一点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宗教色彩很重,今天我们到欧洲,还能找到大批的顶尖宗教学院,一些知名的大学也设有专门的宗教学院,普通的基础初高中教育中也藏着大量的宗教教育。例如美国,仍有近40%的学校在传授宗教精神中的“人种优越论”。

所以,当中国人费解为什么美国人要请牧师上电视“诅咒新冠肺炎”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并不觉得这离谱,对他们而言,这是庄严与肃穆的。

4:宣传因素

最近这两年,大陆网友给台湾的一些特殊群体起名叫“台蛙”,原因是这些特殊群体喜欢到处宣传大陆的各种“民不聊生”,从吃不起茶叶蛋,到吃不起榨菜,再到最近的“只有160公分的三峡大坝要跨了”和“上海水淹六十层”,有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在里面。

很多人认为这是“台湾特色”,这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这应该算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里的“宣传特色”,因为台湾出现的这种把谣言、极其不合事实的内容搬上台面做新闻画面,在西方也是寻常的。

我们可以说这是资本手段,也可以说这是政治手段,但其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愚民,哗众取宠。

长期这样的宣传氛围,很容易形成“反智”的社会氛围,就像我们今天的大陆人看台湾的政论节目或网民发言一样,很容易被逗笑、被雷到,因为舆论风气是那样的。

你到西方也一样,绝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就是一个“美国无敌”,对外面的世界近乎无知,欧洲也差不多,你去和他们多交流交流,会被问到诸如“中国有没有这么宽的路”、“你们有没有电影看”、“你们是不是在那里快活不下去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都是西方媒体舆论宣传的成果。

所以,当疫情爆发,中国人戴着口罩劝他们赶快带口罩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和中国人的内心想的是一样的,都是“智障”两个字,只不过中国人想的是“这群智障居然不戴口罩”,而他们想的是“这群智障居然被骗去戴口罩了”。

写在最后:西方的情况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笔者无意于抬高或贬低谁,我们就事论事,摆事实、讲科学,请个别群体勿对号入座。

回到正题,其实西方社会出现的这些情况,也能给我们很多警示,例如基础民智教育一定要抓牢,让普通底层群众“智慧起来”,是对这个国家的大福大利;切勿走上西式的极端民主道路,以免国家走上发展失衡失智的路线;追求政治利益的时候,也要有基本的科学原则与底线,避免因政治正确而反智······

在这里,笔者想重点强调的是,万万不可让大陆的舆论变成西方那样,妖言惑众、胡言乱语,这些年商业媒体平台上有一些这样的反智端倪,例如动不动“美国吓尿了”、“谁谁想回归中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最多”等等,诸如此类不切实际的反智言论都不可取。

何以为强大?学他人之技长,避他人之糟粕,用科学武装头脑,避免反智误国。

作者信息:刘斯郎,郎言志(liusilang520)主笔,行走20多个西方国家的95后作者。记得关注郎言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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